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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的挨斗后遗症

归属:E云生活 日期: 2020-07-23 作者: 热度: 427℃ 798喜欢

父亲的挨斗后遗症

在整个1970年代,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,父亲听到生产队的上工钟响便拿着铁杴或者钁头、钉耙什幺的,匆匆走到大门外,却又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来,把工具放下,双手抱着工具把,下巴支在手背上,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。有时我姐会看笑话一样喊大家:「看,咱爹又癔症啦。」(「癔症」在我的老家一带,意思就是发獃。)如果没有人提醒,父亲不知道会那样「癔症」多久。年少无知的我们总觉得父亲那样很可笑,母亲却总是不无忧虑地说,父亲是被斗傻了。

我只在童年的时候看见过一次父亲「挨斗」的情景。应该是在19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,那天父亲吃罢晚饭就被喊走了,很久也没有回家,一直在纺线的母亲让我去看看父亲是个什幺情况。我们生产队晚上开会经常是在一间牛棚里。还没走近那房子,就听到里面很热闹,吵吵嚷嚷一片声响。门关着,我蹑手蹑脚地贴着门缝朝里一看,差点被吓哭。亮堂堂的汽灯下,父亲背对着墙,头低着,肩膀上扛着一个看上去比父亲还高的、戴着一个尖尖的报纸做的「辣椒帽」的草人——我们那时都称这种草人叫「刘少奇」。父亲一言不发,任凭那些平时跟他有说有笑的邻居声嘶力竭地指着他「揭批」斥骂。我不敢继续看,一溜烟跑回家浑身哆嗦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却出奇地平静,让我先去睡,「你爹得一会儿回来。」我不知道父亲是什幺时候回到家的,从此就特别害怕父亲晚上出门。

我根本就没想到过把父亲跟「挨斗」扯上关係,因为「挨斗」的只有地主富农那些「坏分子」,当年村里并不说谁是地主谁是富农,而是称之为「分子们」。几乎每次开大会,「分子们」每家都会有一个人要站在大会台前「低头认罪」,有时候甚至还要他们全都跪下,直到大会结束才能站起来,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。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,很多人可能都习惯了,但我直到八九岁仍然感到紧张和害怕,那群跪下的人中,好几个都是我家前后院的近邻,平时他们和善而亲切,我到他们家里玩也无拘无束,他们的孩子大都是我要好的伙伴。

「地主」们被批斗在那些日子是很正常的,因为他们全都是需要人民群众「时刻警惕」的「阶级敌人」,是「坏分子」。可是我的父亲呢?一个老实巴交的人,除了责骂自己的儿女,他跟谁都没有红过脸。母亲跟谁家有了争执,父亲总是把母亲往家里拉,母亲埋怨他眼看自己家人吃亏却还一再忍让,太胆小太窝囊。父亲也就一句话:「党员咋能跟人家吵架?人家告到大队,我不就得挨批评,说不定还得做检查哩。」

多年后我才知道,1958年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,父亲当过两三年的生产队保管。「四清」运动一开始,父亲就被撤掉职务,从此开始了挨斗生涯。以我的印象,父亲其实没什幺「领导才能」,安排农活他也不擅长,遇到邻里之间发生矛盾,他也不会调解,反而不知所措,常常陷自己于尴尬境地。父亲常常遭到讥讽和排挤,不断有人到大队支书那里告他状,所以父亲后来变得谨小慎微,胆小怕事。

父亲之所以被撤职,批斗会上的说辞是主要因为他「右倾」,「跟地主富农走得近」,而且「斗大的字不识一升」,没有一点文化,开会说不出什幺有水平的话,揭批地主富农表现「过于软弱」,甚至「包庇地主富农分子」。也有说他贪污的,还有说他侮辱妇女的,等等,是一个「四不清」,每次批斗会他都有新的「罪行」被揭露,罪名之多,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所有的指责所有的揭发他全都接受了,自己也全都承认了,因为不承认的话,人家就继续给他开批斗会,直到他「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」为止。

父亲成了全村人耍笑嘲弄的靶子,这让父亲常常感到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。而这些只有指控没有调查的「罪行」却成了他再也洗不清的「罪证」。从1960年年末的「整风整社」开始,到1962年年底开展的被群众称作「四清运动」的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」,以及「文化大革命」,父亲几乎每次运动都会被点名批评甚至被公开批斗。父亲本来就拙于言辞,每次被人批斗就不知道该怎幺回答,其实他也不敢说什幺,更别提为自己辩解了。人家说你什幺你就承认什幺,别说栽赃陷害污衊你,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」,检查过关也就算了。只是「运动」此起彼伏,父亲过了一关又一关,夹着尾巴做人都躲不过去,神经该綳得多幺紧啊。

母亲说,父亲被斗得身心俱疲,面对众人小题大做无中生有,他是百口莫辩,他不知道明天的批斗人们又会揭出什幺莫名其妙的「罪名」,他害怕开除党籍,害怕被逮捕坐牢,他甚至怀疑「四清」工作组可能突然搞一次公审大会,当场枪决他。有时批斗会上有些人动手动脚,推搡得他怎幺都站不稳,却被人借题发挥指责为「思想动摇,阶级立场不稳不坚定,认错态度不老实」,他不得不忍着疼痛承认自己有错,鹦鹉学舌一样在工作组人员的诱导下「诚恳接受大家批评教育」,一再感谢大家对自己的「帮助」。挨斗时,他甚至不能跟别人一样喊「万岁」,因为有骯髒思想的人嘴里喊「万岁」是对领袖不尊敬,甚至是侮辱。如今有人时常把当时的情景当作笑料,那些被批斗的人回想起来会笑吗?

日子过得太煎熬了。有一天半夜回家,父亲压低声音给母亲诉苦,唯恐又被别人听墙根。他受不了了,他想到了死。虽然母亲很清楚,父亲是冤枉的,但也帮不上忙,只能以「这是运动,运动就得有人被掂出来当靶子」来自我安慰。不过,母亲对父亲明显的懦弱感到生气,儘管父亲一再低声恳求她声音小一点,但母亲还是毫不避讳地大声斥责父亲:「你找支书说清楚了,由他们斗去,谁还能咋着你?你死了,你想过俺们孤儿寡母以后咋过?你是想叫人看俺孤儿寡母的笑话,是不?」当时的确有人尾随父亲,在我家外面偷听墙根,母亲发觉后还故意把嗓门提得更高。父亲其实连死都怕,要是人家说他「自绝于人民」,死了也要开除党籍,他的名誉岂不是彻底毁了?现在想想,难怪我小时候很少看到父亲的笑容,难怪我们兄弟打闹总是惹父亲大光其火,他简直像一只惊弓之鸟,也只有沖自己的孩子发泄一通来舒缓内心的焦虑不安了。

「文化大革命」后期,自己都搞不清该属于哪一派的父亲挨斗少了,我看到的那次很可能是最后一次,因为我也没有听说过父亲再被批斗。父亲对此感到十分庆幸,他对组织的宽大万分感激,对组织更是五体投地坚决服从。揭批「四人帮」的时候,村里有人贴出大字报,提出要把我哥从大学里「揪回来」,因为他之前在大队部是团支书,刚刚被推荐去上大学。父亲就跟母亲说,赶紧让我哥回来「自觉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政治教育」,极其担心人家真的去大学把我哥「揪回来」。母亲说,父亲就是被运动吓破胆了,一听「运动」俩字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。

父亲是一个小人物,像他一样在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齿轮中被碾压的人还有很多。又是几十年过去,亲历者越来越少,他们的故事恐怕没多少人知道了。

2016年01月17日

来源:南方都市报